又是8月15日。
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敏感的一个日期。战争的阴影、政治外交的角逐以及对于和平的诉求，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历史上的今天。尽管半个世纪的岁月已经流逝，但是，中日两国的国民依然没有从那场给无数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影响中彻底地走出来。
五年前的8月1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当时，我正在日本作访问研究，对于这种来自于50年前的战争遗产，有着一种特别深切的感受。由日本天皇所主持的所谓“慰灵之旅”，从东京、大阪至长崎、冲绳，全国震撼，上下为之动容。与此相应，设立在靖国神社旁，有一名之为“日本太平洋战争历史回顾展”。展览中有天皇圣战、“大东亚共荣圈”以及“神风敢死队”、“人驱鱼雷”等等历史资料、文物、图片。其强加于东南亚和中国等地的战争暴力，在展览中仅仅寥寥数张照片而已。记得我目睹了这场展览之后，心中有一种很难以表述的情愫，有一种历史般的寂寞与凄凉。
五年很快就过去了。又是8月，正好在这敏感的日子之前，作为国际和平学会的会员，我于8月5日～9日，前往芬兰坦佩雷参加第18届国际和平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文明的对话——21世纪和平研究的挑战”。会议上，日本广岛市的市长秋叶忠利作有书面发言，呼吁人们去建设21世纪免除核武器威胁的世界和平。曾经遭受到美国原子弹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了世界灾难的见证人与人类和平的诉求者。虽然，广岛市市长的书面发言，并没有提到即将来临的8月15日以及日本国对于这第55个“战败纪念日”应有的态度；但是，他的发言依然能够赢得与会者普遍的掌声。
在日本，据说已经有专事和平学研究的学者100多人。自1998年4月始，广岛市就建立了广岛和平研究所。每次参加国际和平学研讨会的日本学者，一般也都在20～30人之间，有时连大学本科生都前往与会。所以，会议上日本学者在表达自己对于和平的理解时，往往呈现出一种比较主动、积极的姿态，他们的呼声也往往能够受到注意。相比较而言，设立于中国的和平学研究机构，恕我孤陋寡闻，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每次与会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只是在2～3人左右。以至于有其他国家的学友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与会的中国学者总是这样少？
今年的8月15日，是日本国第55个“战败纪念日”，也是20世纪最后一个8月15日。翻阅国内的主要报刊，发现日本国政界、学界及其国民，对于这20世纪最后一个“八·一五”的认识与态度，竟然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不得不使人大吃一惊。先是广岛市市长秋叶忠利在8月6日的集会上宣读了广岛市和平宣言，宣言的内容与在第18届国际和平学研讨会上宣读的书面发言大致一样，向世界继续呼吁实现没有核武器的持久的世界和平；内阁首相森喜郎则向新闻界表示，他不准备在8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然后是东京市民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是，森喜郎内阁中还是有10名成员以及78名国会议员，在8月15日，以正式的或私人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一方面，有日本和平遗属会抗议阁僚膜拜战犯，同时又有日本右翼集团集会，大肆叫喊，一定要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林林总总，奇奇怪怪，使人深思，促人警觉。
如果把秋叶忠利和石原慎太郎做一比较，也许，人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冷静、全面、整体的思考，不会对广岛市市长的和平呼吁的宣言报以简单的掌声了。和平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无论如何，当然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和平的价值诉求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总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目的与要求，以至于有学者指出过，在更多的时候，和平可能被某种政治理念所左右，成为一种政治、外交的工具。所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者是不同的学者，其对于和平问题的研究，无疑都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现当代和平学的研究，发轫于北欧的挪威、丹麦等地，而发展于欧美等地，但是其有关和平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北欧特别反对军事力量的竞争，强调和平文化的建设以及和平教育；欧美等国则注重于安全问题，注意战争问题的研究；至于日本的和平研究迄今尚未看出它的特点。第18届国际和平学会在不设会长的前提下，本届学会已经由日本一学者担任该会的秘书长。这就促使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于日本学界的和平学研究拭目以待，期待着日本学者如何促使日本国反省，如何在反思战争的前提之下来诉求和平？人们很难以相信，一个国度或一个政治集团，对于以往的战争罪责不加以反省，痛定思痛，谢罪赔偿，以清算历史，它可以真诚地去追求和平。缺乏这个前提的任何价值诉求，都难以排除它的价值工具性和政治功利性。
战争是一时代的阴影，和平是一时代的主题。但是，面对着如此复杂多变的世界，它那属于20世纪历史的最后的和悬而未决的一页，始终没能翻过去。近读《读书》第7期上吴晓东《记忆的暗杀者》一文，颇有同感。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中国人，引起了中日两国之间多少的争论。但是，一个30万的数字，则把人们的感情记忆给暗杀在国家政治以及冷漠的历史叙述之中了。
我在从芬兰回国的飞机上，曾作有一个近似天真的设想。倘使中国南京市的市长也象日本广岛市的市长那样，到国际和平学学会上去作一个呼吁世界和平的宣言，其效果肯定不会亚于日本广岛市市长的宣言的效果。或者，它能够在这令当今世界倍加关注的两大城市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价值共识。因为，没有价值共识，任何“知识共同”和“文化交流”，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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